科学家创业是不是离经叛道

　　多年以来，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往往被描绘为一个只为求知而存在的、远离世俗商业行为的“象牙塔”，惟有纯粹的求知才符合民众对于学术殿堂和学术大师的期许。对于那些既从事基础研究，还坚持知识要以有用为先的科研人员，社会舆论常常对其不屑且鄙夷，仿佛这样的学者是离经叛道的另类。可是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基础学科也越来越仰赖于新工具和新技术的介入。不能观测到新现象，便难以对依据旧有知识而搭建的理论模型提出批判，就难以获得理论上的突破。开发新的技术、新的工具正是响应了求知的需要。

　　这也是为什么科学家群体中衍生出了以发现新现象、获得新知识为目的，专门从事新技术和仪器研究的分支群体的根本原因。这样的科研活动，因为其目标导向往往要从基本的物理原理和概念出发，并通过具体的工程技术实现来验证技术的有效性。比如，利用光学成像系统如果要想看清超越衍射极限的更精微的结构，传统的通过改变光学透镜材料、优化透镜制造工艺等方法早已无法满足生物学研究的需求。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发光物质本身的理化性质出发，通过对标记生物大分子的荧光染料分子发光状态进行工程化的操控才能实现。这类需要从基础理论或者概念出发，又提出可实现工程化的技术解决方案的科学研究，模糊了传统基础科学和工程学的界限。这样的泛基础研究衍生出了于社会而言有着更直接价值的技术、服务或装备制造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大学只拘泥于从事满足人类好奇心的基础研究，不仅人为限定了大学本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而且会使大学的社会功能受损，不仅不利于大学开发出研究新现象、获得新知识的新技术手段，而且会对其通过从事基础研究获得社会声望构成阻碍。

　　若要充分拓展应用基础研究为人类服务的途径，就需要专门投入科研资源，通过孜孜不倦的追求才能达到目的，于是就产生了以向工程应用转变的产业化为直接目标的科学研究。例如，转化医学作为现代生物医学研究当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向，就是将基础生物医学研究和临床研究结合起来的新学科，是以加速从基础医学到临床应用转化为目的导向性研究。而属于物理学分支的量子通讯、量子计算、超导、可控核聚变等等，也都是以产业化工程应用为直接目的的研究工作。

　　科学研究人员作为可产业化技术的直接创造者，也是最了解相关技术的专家，如果参与所涉及的创业活动，不仅可以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促进产业技术升级，还可以为社会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为国家增强核心竞争力。所以科学家创业不仅不是离经叛道之举，而且应该支持和褒奖。

　　从实验室起步的商业化能走多远

　　我个人完成博士训练的实验室专门从事单分子荧光光谱技术和荧光显微镜技术的开发和应用研究。我的师兄瑞典人Johan Strömqvist（2011年6月博士毕业）在毕业前和另一位师兄希腊人Evangelos Sisamakis（2012年博士毕业）以《单分子荧光技术为基础的医学诊断和检测》为题合作参加了由STING基金会举办的创业大赛，并获得第一名，之后便开始踏上了创业之路。

　　STING基金会是KTH（瑞典皇家理工学院）设立的旨在帮助整个斯德哥尔摩地区进行企业孵化的机构，并和KTH另外成立的专注于KTH校友以及工作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创业培育机构KTH innovation紧密合作。KTH innovation和STING的工作内容有不少交叠的部分，两者都给参与者提供创业指导、专利申请和知识产权的法律援助，以及团队建设和吸引投资提供帮助。而两者的区别除了参与者的地属身份不同之外，从两者的公开资料来看，KTH innovation相对而言专注于更早期的创业者，甚至包括了商业运作零起步的初创者，对商业想法采取相对更灵活和开放的态度，帮助初创者测试其商业想法，此外在涵盖的科技领域上直接和大学的科研领域相衔接。因为KTH innovation经费直接来源于学校，且仅服务于学校的校友和雇员，对初创者提供的创业指导服务也是完全免费的。STING在参与者的选择上面向全社会，运作方式更加商业化，对于参与培植的项目有更强的选择性。例如，其中重要的挑选标准就有：初创者的商业目标要能解决重大的问题，其产品或者服务都是可扩大化且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并且STING自身也要求成为培植项目产权的所有者，对于初创团队他们只收取非常低廉的培训费用。

　　Johan和Evangelos获得STING举办的创业大赛的名次之后，KTH innovation专门给他们的团队配备了一个在初创企业有着实际工作经验的咨询师Daniel Carlsson跟踪他们的项目。从公开的简历资料来看，Daniel在项目管理、技术研发和商业发展计划制定，以及专利申请方面都有相关经验。而Johan和Evangelos在此前都没有任何企业的工作经历，在商业化方面可以说是完全的素人。

　　他俩对于创办公司，在究竟走哪条商业路线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性。Johan倾向于利用既有的显微镜提供专业的技术测量服务来赚钱，Evangelos则主张走光学硬件开发和销售的商业路线。Evangelos在创业初期选择了退出，因此在商业模式的选择上，初始时采取了Johan的主张。不过Johan创办的SingleTechnologies有限公司时至今日已经逐步将商业模式转移到了硬件开发的路线上来，这是后话。这也显示出了初创企业对其主营业务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使其能够依据市场变化而改变策略的重要性。

　　大学该如何当好科技企业孵化器

　　在世界著名的理工科大学中，主动成立各种企业孵化机构，帮助本校相关人员实现技术面向商业的成果转化，这样的国际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大学作为科技企业孵化器，通常会给学校的创业团队提供以下服务:实验室设备、仪器的使用权；办公场地和设备使用权；行政和管理上的支持；法律和专利服务；提供种子资金。

　　而从初创科技企业自身的发展需求来看，除了租用场地、设备等优惠条件，以及提供种子资金和一般性的行政和管理上的支持以外，以下的支持也非常重要：提供创业指导，学习和讨论制定商业计划、市场推广、销售和相关法律；提供有着丰富创业经验的“导师”指导初创者；帮助初创者制定商业计划；监督项目的进展，为初创者提供各种建议；提供社交便利，例如，利用好校友圈帮助初创人员结识有可能给他们提供帮助的人或者机构。

　　从大学科技企业孵化机构自身的经验来看，在实际操作层面上以下因素也颇为重要：首先要对创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有比较全面的认知，初创企业面临的情况是动态化的，指导方需酌情而动；初创者自身往往缺乏足够的经验，因此指导方需要有足够的经验能够帮助他们判定特定情形下自身的实际需求；要能够帮助初创者和相关方建立联系，一是获得一些建议，二是助其建立所需的商业往来，帮助初创者建立自信心；要帮助初创者设立确定的、易于评估的进展明细，包括商业计划、项目明细、和客户往来的交互协议等。

　　其次，选择和初创者相契合的创业“导师”，并且选择时需参考其经验能力、性格特征和初创者的契合度，其中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保持开放的态度；由于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特征，创业指导须有明确的针对性；对于初创科技企业而言，通常会涉及保密性的问题，因此初创者和创业“导师”或者说创业培育机构建立互信非常重要；商业想法的逐渐成熟依赖于初创人员自身，并有其发展规律，在进度的规划方面不可给予太多的压力，须考虑初创人员自身的步调；创业关乎执行力，须保持灵活性和开放性，创业培育项目的组织须在各层次上维持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风格的平衡，保持一定程度的强制性也是必须的。

　　另外，在实际操作层面上，还存在培育模式或者说培育风格的差异性。例如，筛选初创者进行培育时，若是以评估商业想法和技术为核心，那就要求提供培育服务的团队具有非常深厚的技术背景和能力，能够对产品、市场和盈利潜力做精准的估计；还有一种就是主要以被评估创业者（团队）的性格特征、商业发展相关知识、经验、技能、创业动力为核心；究竟是采取口径较宽松的适者生存方式筛选，还是一开始就严挑细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从大学的自身特点来看，由于大学拥有直接从事某个领域研究的团队，也熟知相关技术设备的成本构成，在相关领域的技术和成本评估上具有天然的优势，在需要以商业想法和核心技术为侧重点来筛选受训初创者时更为合适。另外，在筛选口径的选择上，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在严格筛选受训初创团队之前，预先安排一段宽口径筛选期，以使适者生存。

　　在知识驱动型经济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的今天，在大学设立科技企业创业培育机构既符合科学发展和经济发展规律，也响应了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鼓励科技成果转化，对大学的组织和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一批对技术既有深厚理解，又熟悉初创企业自身特点，且具备企业管理、技术研发、专利申请经验和熟悉政策法规的人才，从而能够给缺乏相关经验的科研人员创办和经营的企业提供相应的帮助。大学所拥有的庞大校友圈，亦是重要的社会资源，经营好校友圈，用心搭建商界和学界校友之间的互动平台，也是大学培育科技企业的显性优势之一。

　　作者单位：Karolinska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