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重申了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宏伟蓝图。我国的科技创新资源大多集中在一线城市、区域中心城市，非一线、非区域中心城市（即“两非”城市）的积累则相对较少，创新能力明显偏弱。科清智库（北京）科技研究院针对广大“两非”城市的创新发展难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希望为“两非”城市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全球各国的发展历程都已证明，创新是引领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在驱动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中，创新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5%左右。这足以说明，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性支撑要素。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资源分布还不均衡，非一线、非区域中心城市（即“两非”城市）的创新资源积累相对较少，创新能力相对不足。如何化解“两非”城市创新发展的难题、找到实现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对策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创新资源和能力分布很不均衡

　　我国幅员辽阔，不同区域的创新资源和创新能力分布很不均衡。我国的直辖市和地市级行政单位有300多个，具有较多创新资源和较强创新能力的一线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相对较少。不仅如此，大批优质的创新资源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城市，甚至可能出现创新资源过于集中的现象。

　　据相关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到2016年末，北京全市共有创新创业服务机构350余家，其中众创空间200家，包括141家市级空间和125家国家级空间；孵化器、大学科技园150余家。同时，北京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长期以来所积累的科研、教育和人才资源极为丰富，其科技创新能力不仅让落后地区望尘莫及，一般的省会级城市也难望其项背。对此，我们仅从“大中关村园区”所构建的双创体系就可见一斑（如图1所示）。此外，上海、广州、深圳以及新近崛起的杭州、重庆等区域中心城市具有较高的创新资源汇集速度和创新能力的提升速度。如杭州市，到2017年9月末，仅国家级孵化器就已经达到了30家，数量居全国省会和副省级城市第一名，其它双创资源更是可观。

　　相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等区域中心城市，我国中西部地区创新资源相对较少，创新能力相对较弱。截至2016年末，河南省拥有30家国家级孵化器，平均每个地级市约有1.76家；如果平均到区县级行政单位，每个县则仅有0.19个。虽然以拥有国家级孵化器的数量来评估城市或地区创新资源的多寡和创新能力的强弱有失偏颇，但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

　　“两非”城市创新实践中的“痛点”

　　除了东部沿海地区、比邻一线城市或区域创新中心城市的地区之外，大部分“两非”城市的科技创新形势总体呈现出“少”“散”“弱”的特点。与一线城市或中心城市相比，“两非”城市所能掌握或调度的创新要素少，如领军人才、创新团队、科研设施、测试设施、教育机构、科技成果、创新资金、行业协会、孵化机构和专业媒体等。没有这些要素，这些区域便很难形成完善的科技创新生态，积淀不出培育创新的沃土。

　　“散”是指“两非”城市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创新要素分散到了广大企业、研究机构、教育机构、科技局/委等各个角落，形成了“僧多（需要创新的企业多）粥少（创新要素少）”的局面。不仅要素分散，各个主体又各自为战，不能有效地形成创新合力。

　　“弱”指的是“两非”城市创新能力弱，这正是创新要素“少”和“散”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产品低端，产业落后”是这些区域创新能力弱的具体体现。在消费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潮中，大批传统企业面临着被淘汰、区域经济面临着断崖式下跌的巨大风险。

　　“两非”城市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对策

　　面对创新的“痛点”或窘境，“两非”城市应该如何应对呢？科清智库（北京）科技研究院在帮助许多“两非”城市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总结了五条建议供大家参考。

　　培育内生动力

　　要把传统的“招商引资”思维逐步转变为“招才引智”，培育内生动力。招来大企业、大资本投资建厂，表面上看效率似乎很高，但是由于他们的根不在这里，这些企业来了之后能否适应“水土”、能否安下心来持续发展都是问题。本土企业已然扎根于此，基本不存在上述两个问题。所以，依托本地企业导入科技创新要素的方式虽然起步较难，从长远来看却更值得坚持。既然大部分的创新要素已经被优势地区所掌握，这些创新要素自然不会自动地、轻易地流转到科技创新的后发区域。后发区域需要做的就是积极地走出去，跨区域整合科技创新要素，特别是高层次人才资源，然后用人才资源带动其他要素的聚合，弥补自身多种创新要素不足的缺陷，加快形成完善的创新创业生态。

　　实现重点突破

　　集中优势兵力，组建本地科技创新的“正规军”和“主力军”，在若干领域进行重点突破。许多“两非”城市都拥有几家优质企业，也可能有些科研机构、职业学校或高校。这些机构都或多或少地拥有一些科研创新的资源和能力，但是出于利益或机制的约束，很少能共享协作。“两非”城市的政府可以本着“谁投入谁受益”的基本原则，借助PPP、产业基金或财政奖励等理念，用财政的小投入撬动社会的大资金，辅以有力的科创政策，“整编”这些分散的创新机构成立统一的创新组织，组建“两非”城市科技创新的“正规军”和“主力军”。该主力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职能，配备统一的管理团队，承担创新任务、对接紧缺的高层次专家、招聘和承载科技人员、整合外部科技资源、开展科技合作、推进创新进度、拓展产品市场、实现重点突破。

　　实现共同进步

　　设立科技创新服务机构，组建一支“保障部队”，为区域内各创新主体提供完善的科技服务，实现区域创新水平的整体提升。创新的主体是企业，而企业的创新发展则需要完善的保障支撑体系。政府的科技局/委等科技管理部门更多的是行使领导和行政管理职能，如设计区域科技发展规划、解读各级政府的科技政策、组织课题申报和开展科技评定等。而企业还需要创新方向、创新路径、管理提升、人才引进、技术研发、产品设计、市场推广和资源对接等多方面的支撑。这些都不属于政府科技管理部门的职责范围，需要企业自行解决。政府可以引导社会力量组建以服务为主要职能的机构或平台，给广大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有力支撑，即建立科技创新的“保障部队”。这可以填补科技管理部门的行政服务职能与创新型企业市场化需求之间的空白，帮助广大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实现共同进步，提升区域创新整体水平。

　　实现层次化发展

　　创业孵化链与“新旧动能转化器”双措并举，推动地方科技创新力量的层次化发展。以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和产业园为主线的创业孵化链需要不断加强和完善。但是，在广大的“两非”城市，真正有价值的“从0到1”的创业活动和机会相对较少，孵出“金凤凰”的可能性更少。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新审视地方存量企业的价值。可能大部分传统企业尚不具备创新发展的意识和能力，产品比较低端，但是他们在供应链管理、生产制造、市场推广方面却有着丰富的资源和经验。这些正是新建企业梦寐以求的、甚至性命攸关的要素。所以，“两非”城市的双创活动不应该忽视存量企业，甚至还要以他们为重心，为他们建设“新旧动能转换器”，有组织、有计划、高水平地帮助企业重新梳理、优化或重新设计商业模式，以延展业务链、叠加产业链、建设产业生态圈等形式来帮助当地的广大企业打开创新发展的大门，在转型升级的路上获得快速发展的新动能。同时，要鼓励存量企业参与到新建企业的孵化活动中来，用自己的经验和资源带动创新创业企业的发展。

　　化解人才瓶颈

　　以“离岸研发孵化中心”或“人才飞地”为抓手和载体，到创新资源集中地区“分一杯羹”。通过委托研发，设立“离岸研发中心”或“人才飞地”，实现创新人才、科研设施、科技成果的“柔性引入”；通过分享股权、联合创业、提供产业支撑等形式吸引外部资本和科研团队参与“两非”城市的科技创新。“为我所用，不求占有”是科技创新后发区域借力发展的基本策略。中小微企业可能不具备自行设立“离岸研发中心”或“人才飞地”的能力。为此，政府不妨统一设立“共享离岸研发中心”，设立专门的团队，帮助属地中小微企业招募和管理创新人才，对接、洽谈和协调创新资源。

　　总之，提升“两非”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先决条件。在各种客观条件的约束之下，“两非”城市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过程和模式本身也需要“创新”，用新思维去化解老问题，构建新通路，实现新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是“导演”，是“定心丸”，是“护航队”，更是“助推器”，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

　　刘春晓  中国科学院大学创新创业联盟常务副秘书长

　　周长青  科清智库（北京）科技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副院长

　　关于科清智库

　　科清智库（北京）科技研究院（简称“科清智库”）是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简称“国创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吕本富教授、民建北京海淀区理论宣传委员会副主任、民建中国科学院委员会会员刘春晓，以及中科院大学网络经济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关村创业导师周长青为积极响应《“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而发起的、面向市场的新型科技研发与咨询机构。